宋代一直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朝代”,既是因為當朝者吸取了歷朝歷代經(jīng)驗,開始重視科學和文化;也因為宋代的文人們,用他們的筆墨映襯出了整個經(jīng)濟社會的繁榮。
在宋代,蘇杭被稱為“地上天堂”,是最能體現(xiàn)古代悠閑愜意的市井生活的地方,也是江南風情最淋漓盡致的所在。
宋詞與蘇杭的相遇,是藝術(shù)世界與現(xiàn)實地理的交會,而這一交會的中介,則是宋代的那些詞人。至于真實的蘇杭與詩詞鏡像中的蘇杭究竟有何分別,我們唯有從歷史的記錄中找到時代的旁證。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痹谒卧~走向鼎盛的過程中,以“杭州詞”最為耀眼,這也是后世將杭州稱為“中華詩詞之鄉(xiāng)”的緣由。描繪杭州的宋詞,不說浩如煙海,也是多不勝數(shù)。這其中,少不了蘇軾的貢獻。
蘇軾是北宋最著名的詞人,也是一位敏銳的藝術(shù)鑒賞家,同時代的文人墨客,都希望得到他的稱贊和題跋。
他的朋友圈中既有書法家、畫家、收藏家,也有官吏、商賈甚至僧人,其中有許多人是他在杭州結(jié)識的。
兩次仕杭,蘇軾的“杭州詞”卻風格各異,這讓人不禁想問: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如此之大的轉(zhuǎn)變?一個真實的宋代杭州,又是什么樣子的?
作家周文翰早年撰寫《中國藝術(shù)收藏史》時,就對蘇軾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孤星之旅:蘇東坡傳》一書中這樣評價:蘇軾的“基底”是士人、官員,其次才是詩人、詞人、藝術(shù)家。
如此看來,蘇軾與北宋的政治、文化、藝術(shù)生態(tài)的關(guān)系復(fù)雜密切,我們從詩詞“藝術(shù)”的側(cè)面接近蘇軾,卻也能體會到他一生中種種“不藝術(shù)”的為難和苦痛。
作為一位詞人,他心中的美好與恐懼、無奈,或許正交叉描繪出了那個最真實的北宋。
2023年9月16日,杭州。西湖博物館舉辦蘇軾主題文物展,有600余件文物展出。(圖/視覺中國)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
自隋煬帝開鑿南北運河后,杭州成了東南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都會。宋朝時,杭州不僅不抑商,還放寬宵禁。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積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
杭州下轄九縣,當時的知府官署設(shè)于錢塘縣的鳳凰山腳下,登上鳳凰山,就可以“東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覽無遺。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圍的山嶺,城東則是錢塘江的入??诤瓦B綿的灘涂。
《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兩浙路》記載,北宋徽宗年間,杭州城郭已有五十萬人,沿街店鋪、飯館、酒樓、旅社眾多,大街上從早到晚人來人往。
柳永在杭州游蕩時寫下《望海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形容了它的“鬧”與“靜”。
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僅是水陸兩路貿(mào)易頻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睞有加的地方。與遙遠的邊關(guān)和京城相比,這里有一種大隱隱于市的祥和。而蘇軾與杭州的命運交織,似乎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的。
彼時,宋朝正當內(nèi)憂外患,外有藩鎮(zhèn)割據(jù),內(nèi)有皇權(quán)不振。宋神宗與王安石為了“變風俗、立法度”,讓朝廷大臣之間相互制衡,并且層層監(jiān)控,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流言蜚語盛行。
作為官員,蘇軾和許多人一樣,同樣好奇王安石要如何變法。后來,他主張保留詩賦的考試,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對。兩人政見不一,致使蘇軾在官場中敗下陣來,甚至不斷受到排擠。
此后,蘇軾開始公開反對變法,進呈《再上皇帝書》,指出“新政”導致“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這讓他與主張“新政”的王安石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蘇軾發(fā)現(xiàn),他在朝中的朋友逐漸被肅清,連他向來敬仰的觀文殿學士歐陽修請辭退休,也被惡意駁回。他深感郁悶,于是有了去外地當官的打算。
后來宋神宗下旨將他外放為杭州通判的時候,他反而心中暗喜。他素來知曉“余杭風物之美冠天下”,對能去杭州一事甚至還有些期待。
根據(jù)《蘇軾年譜》,蘇軾一共有兩次仕杭經(jīng)歷。第一次是從宋熙寧四年(1071)至宋熙寧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從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兩年。
在杭州短短的幾年時間里,蘇軾閱盡了湖山美景,也嘗遍了民間冷暖。因為他的到來,宋詞才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與唐詩并列的存在。宋詞、杭州、蘇軾,也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
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
蘇軾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訪了歐陽修向他介紹過的僧人惠勤?;萸诤蜕猩瞄L作詩,對蘇軾來說,與僧人交往是逃離官場和家庭生活的一種放松方式。
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覽之趣。閑游靜坐之間,蘇軾寫下了“天欲雪,云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shù),林深無人鳥相呼”的詩句,可以看出,他初來杭州時,心情甚是舒暢。
蘇軾從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設(shè)茶待客的影響,也開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
加上龍井等處又是茶葉的產(chǎn)地,蘇軾對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還作了一首《試院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fā)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p>
實際上,蘇軾初來杭州時,吟詩作賦還以詩、文為主,直到廣結(jié)善緣的他,認識了正好退居杭州的張先。
2022年5月17日,杭州。中山南路上,打牌休閑的市民。(圖/陳中秋)
張先是一位交游廣泛且文采出眾的詞人,雖然年長蘇軾46歲,但兩人性格、志趣相投,相處起來也毫無代溝,還經(jīng)常一起泛舟西湖,寄情山水、共賦詩詞。受張先的影響,蘇軾那段時間的作詞水平日漸精進。
三月的杭州,各處花紅柳綠,士人、民眾紛紛出門游賞。有一次,初春時分,蘇、張二人到東城門外,蘇軾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寫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墻頭紅杏暗如傾。檻內(nèi)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這首詞是蘇軾現(xiàn)存最早的一首詞。此后三年,蘇軾陸續(xù)寫了四十多首詞,其才華盡顯無遺。
雖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懷抱著積極用世的愿望和抱負,發(fā)出了“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尊前”(《沁園春·孤館燈青》)的感嘆。
這段時間,也是蘇軾詩詞寫作的爆發(fā)期。他寫的詞,奠定了他在詞壇的地位。
令蘇軾想不到的是,遠在杭州的他,還是被朝中之人盯著不放。蘇軾因“杭州詞”而聲名遠播,有心之人便說他在詩詞中批評和諷刺“新政”,還將其上升為對宋神宗的不滿與反對。
1079年,改任至湖州的蘇軾,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遭到多位御史臺官員同時發(fā)起的彈劾。沒過多久,蘇軾便被帶到了汴京御史臺,官署外栽著許多柏樹,幾千只烏鴉棲宿其上。由此,蘇軾的遭遇,便被世人稱為“烏臺詩案”。
宋神宗歿后,舊黨復(fù)起,蘇軾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其也十分重視。然而朝中的黨派之爭始終沒有放過蘇軾。
看似風光的朝中生活,在蘇軾眼里,卻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梢姵械纳?,令其厭煩不已。
1089年,“不追求政治,反被政治追求”的蘇軾,經(jīng)過再三請求,終于獲得了朝廷的恩準,以杭州知州的身份,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杭州。
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關(guān)于蘇軾“杭州詞”的具體創(chuàng)作時間和地點,學界向來眾說紛紜。詞學名家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箋》一書中,對蘇軾寫于宋熙寧和元祐年間的“杭州詞”進行了整理歸類。從數(shù)量上看,蘇軾兩次仕杭的詞作,多是寫景、送別和抒情的主題,但是從情感上來看卻大不一樣。
宋熙寧年間,受杭州的官妓制度及“歌詞侑酒”的社交活動習俗影響,蘇軾的詞作表現(xiàn)出明顯的社交功能和娛樂功能。
如“玉人家在鳳凰山。水云間。掩門閑。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江城子》),就是“陳直方妾嵇,錢塘人也,求新詞,為此作”的產(chǎn)物??梢钥闯?,蘇軾這段時間的創(chuàng)作,大多用于同僚的宴集娛樂。
宋元祐年間,蘇軾再來杭州時,他的遇宴而歌之作明顯少了很多。此時的詞無涉風月,即便是送別詞,“歌伎”的形象也已經(jīng)淡出。
如寫于宋元祐五年(1090)的《點絳唇·再和送錢公永》,便擺脫了傳統(tǒng)送別詩詞的“粉淚”感傷,而是以“孤帆遠,我歌君亂,一送西飛雁”的描寫,將離情融入高遠的境界。
而“寄參寥子”所作的《八聲甘州》則以“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的開篇,書寫離別之感與兩人的情誼,上闋“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更是表現(xiàn)了蘇軾歸隱山林的意趣。
與蘇軾密切交往的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指出,蘇軾是“以詩為詞”。詩只需要分平仄,而詞要講究得多,分五音(宮、商、角、徵、羽)、五聲(陰平、陽平、上、去、入),還有六律和發(fā)音的清、濁、輕、重。一向跳脫率性的蘇軾,不愛遵守這些戒律,所以他寫的許多詞,可讀而不可唱。
事實上,蘇軾在仕杭前很少寫詞,因為受到歐陽修嚴格劃分詩文與詞界限的文學主張的影響,他將詞稱為“余技”。
這一時期的“杭州詞”,也多承襲婉約詞風。直到蘇軾到了杭州,為了避開“詩禍”而“有意為詞”,加上他在文學上一貫求新,才把“詩詞本一律”的觀念,深深地扎根在創(chuàng)作之中。
經(jīng)歷烏臺詩案后的黃州貶謫,蘇軾看淡了世事,可謂“也無風雨也無晴”。他的詞被賦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情感,不僅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也初露豪放之氣。
1100年,北宋文學家黃庭堅在《與王觀復(fù)書》中寫道:“出牧余杭,湖山清絕處,蓋將解其天弢,與斯人為得其所。士大夫以為國家事體,不當聽其去。雖然,又有命矣。”
這段話,道出了蘇軾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說:山清水秀的杭州,懂得蘇軾的天資與才能,蘇軾出任杭州地方官,適得其所。
第二句是說:從士大夫治理國家大事這點出發(fā),蘇軾理應(yīng)在朝廷發(fā)揮更大作用,只是事與愿違。
黃庭堅將這一切歸結(jié)為“命”,而這個“命”,既是蘇東坡的命運,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運。蘇軾一生顛簸,是黨爭的結(jié)果,對于他個人來說是一種悲哀,對于北宋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悲哀。
參考資料:《點校二十四史·宋史》;孫凡禮《蘇軾年譜》;[清]何文煥《歷代詩話》;鄭園《東坡詞研究》;馬俊芬《宋詞與蘇杭》;龍榆生著《東坡樂府箋》;向百雪、尹夢弦《蘇軾仕杭詞的北宋杭州城書寫》;周文翰《孤星之旅:蘇東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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