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劉再復曾說,從文化上講,二十世紀最好的時期有兩個:一個是“五四”時期,第二個就是八十年代。之所以說它們好,大抵是它們都一定程度實現(xiàn)了個性的覺醒?;仡^看去,剛從“文革”陰影里“逃”出的八十年代文學,確曾努力朝著“五四”精神的原點回歸,并呈現(xiàn)了更新的姿態(tài)。
更多的人容易認同,八十年代是一個文學激情全面解放,理想普遍上揚的黃金時代。新的文藝思潮涌現(xiàn),“我”的覺醒,先鋒實驗探索不斷,“沒有一個群體在思想上自甘寂寞”。這一時期的文學,流派化趨勢明顯,并大興命名運動: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王朔年、今天派、朦朧詩……引得評論家感嘆:幸好有八十年代文學出現(xiàn),使得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文學不至于那么平庸。
然而,八十年代的啟蒙又非憑空而來,文學和詩歌的旺盛,實屬長期壓抑后的井噴。正因如此,八十年代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代人的“文學初戀”和“理想情結(jié)”。也許,這種解凍后的回暖、升溫,不該叫文藝復興。借用朱大可的評價:這是一場文藝復蘇。
個人意識和國家主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拔摇?,發(fā)出了聲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學的“人”開始被看見,一批小說對“人”和“現(xiàn)代性”的訴求萌芽。林斤瀾的《十年十癔》、方之的《內(nèi)奸》等作品,被認為是轉(zhuǎn)折時期反思文學發(fā)力最猛的。當然,還有大量作品剛從“文革”陰影中顯影而出,仍帶有國家意志的大敘事的意識慣性。
這一時期,論著《現(xiàn)代小說技巧初探》在文學界引起不小轟動,作者是隨后寫出《絕對信號》的高行健。此書曾引發(fā)了一場“現(xiàn)代主義還是現(xiàn)實主義”的大論辯。確實,現(xiàn)代主義在八十年代身份曖昧,劉索拉寫完《你別無選擇》,出國一圈回來感嘆:我們的現(xiàn)代主義還在四十年代,可我存在于八十年代,中間40年去哪兒了?有評論家認為,高行健這本書,影響了王蒙的意識流寫作?!懊顦O了”,王蒙曾經(jīng)這樣盛贊。1980年,王蒙先后發(fā)表《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等多部中短篇小說,成為推動中國當代文學朝向現(xiàn)代派的開山之作。在這場文學實驗里,個人意識和國家主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拔摇保l(fā)出了聲音。
1979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出版,標志著改革文學的緣起。隨即,柯云路的處女作《三千萬》刊發(fā)于《人民文學》。此后幾年,社會改革題材成為刺激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靈感源。柯云路的《新星》、高曉生的《陳奐生上城》、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煒的《古船》、路遙的《人生》、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等陸續(xù)問世。1984年柯云路的《新星》成為當時的“新星”,引發(fā)了后來的廣播劇、電視劇改編熱潮,并創(chuàng)下八十年代收視率神話——據(jù)說,遠高出同期熱播的《上海灘》、《霍元甲》。后來《新星》在香港出版時,被稱為“當代官場現(xiàn)形記”。
不能忽略的還有張賢亮。八十年代初期,《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接連幾部小說,撞開嚴肅文學的禁區(qū)——第一次有作家坦蕩直接地描寫性。閱讀饑渴的文學青年,從四面八方給作家去信,“一麻袋一麻袋地收”。據(jù)說,那時候信封上只需寫“甘肅張賢亮”,便能寄到。也正因此,張賢亮曾自稱:將來寫中國文學史,談到八十年代,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夠回避的人物,是啟蒙作家之一。
漸漸的,文學回到了文學該有的位置:閱讀的、審美的功能復歸,而非背負太多意識形態(tài)。
整個八十年代,有一個年份不得用黑體標粗——1985年。
八十年代也并非沒有焦慮。用阿城的話說:新知識進來了,彌漫著一種沖擊原來知識結(jié)構(gòu)的焦慮。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尋根熱潮出現(xiàn)。當時有人戲說,“中國作家的國際友人”馬爾克斯和那本第一時間“非法入境”的《百年孤獨》,“傳染”了活躍文壇的一批作家的寫作。在整個轟轟烈烈戲仿(暗仿)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氛圍下, 韓少功的《文學的根》成為先聲奪人的尋根宣言。他隨即發(fā)表小說《爸爸爸》,成為“脫敏創(chuàng)作”的第一人。而阿城1984年刊發(fā)于《上海文學》并震動文壇的《棋王》,也被視為尋根文學最深層的樣本。
不可否認,八十年代很多文學實驗之作,來自西方文學的靈感刺激。布魯姆所謂“影響的焦慮”,并未在西方作家們身上施咒,反倒在很多中國作家的作品里,“化”入一境。八十年代中期,莫言推出了《紅高粱》,“我奶奶”成為文學史上實現(xiàn)個體人性釋放的歷史性角色。他的《透明的紅蘿卜》、《白狗秋千架》,透射出強烈的個人化寫作意識的同時,也能嗅出??思{、馬爾克斯的氣息。殘雪更具實驗性的文學寫作,也令她幾乎成為一個錯生在中國的女卡夫卡。
拋開焦慮與否,整個八十年代,有一個年份不得用黑體標粗——1985年。伴隨整個文化藝術(shù)上的“’85新潮”,“文學’85”也成為一個清晰的編年坐標。這一年,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先后發(fā)表于《人民文學》第3期、第7期。這兩部“橫空出世”的中篇小說被視為“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代表作,兩人也被視作新現(xiàn)代派作家。此外,阿城的《孩子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王安憶的《小鮑莊》、陳村《少男少女,一共七個》、史鐵生《命若琴弦》等,均發(fā)表于1985年。這批在藝術(shù)手法上與傳統(tǒng)逆向而行的先鋒寫作,令“文學’85”被賦予特別的劃時代的價值。因刊發(fā)這些作品,1985年的《人民文學》在其歷史上也無疑是個異端。
真正的“異端”還要等到王朔的出現(xiàn)。八十年代末,整個文化地圖似乎被兩個字填滿:王朔?!额B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千萬別把我當人》……他似乎改寫了整個八十年代的文學氣質(zhì),為當代文學重建了一套話語體系?!巴跛番F(xiàn)象”、“王朔年”,“王朔主義”,幾乎撼動人們對大敘事的所有共同記憶。迄今為止,阿城對王朔的評價最為到位:“顛覆”,徹底的顛覆。王朔是解構(gòu),他把正統(tǒng)文體砸變形了。他又造成了一種文體,一種識別皇帝新衣的文體,心領(lǐng)神會的文體。盡管也有人說,阿城某種意義上是王朔的先行者。
八十年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人真正的理想國。
有文學評論家曾戲稱,八十年代,一度感到左邊是紅光滿面的先鋒作家,右邊是面黃饑瘦的先鋒詩人。盡管這是在說體制使然,或評論的缺席,但八十年代的絕大多數(shù)詩人,都會說一句:我不相信。于他們而言,八十年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人真正的理想國。
最凸顯的象征,是北島和“今天派”。他們在朦朧詩(新詩)上的貢獻,幾乎成為八十年代現(xiàn)代詩歌運動的最大成就。北島、芒克們確實消瘦,詩人們的先鋒性,如鑒鏡般映出每個靈魂的紅光滿面。1979年,經(jīng)由民間十年的潛伏期,以《今天》的正式創(chuàng)刊成為一個歷史節(jié)點,詩歌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進行顛覆、變革、創(chuàng)新。相較八十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先鋒小說,北島認為,它們在精神血緣上和《今天》一脈相承。評論家唐曉渡回憶,美國文學史家考利有句話,八十年代常被用來指稱中國的先鋒詩歌:“詩人被創(chuàng)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笨梢娨粫r風氣。
八十年代中期,北島的《回答》已換來全民追問,楊煉寫出了史詩般的《諾日朗》,嚴力喊出了《還給我》,顧城在用黑色的眼睛為一代人尋找光明,海子還未看盡春暖花開,他在1984年至1989年春天,以少年意氣爆發(fā)性地寫下近300首抒情詩,第三代詩歌也在狂飆突進……那是一個比電影《死亡詩社》更富激情和浪漫情懷的時代。
1988年,唐曉渡、楊煉、芒克成立了“幸存者詩歌俱樂部”。多多、江河、林莽、海子、西川、駱一禾、黑大春……當時跟“創(chuàng)新狗”較真的詩人,都成為詩歌理想國的先鋒力量。也許,于更多回望八十年代的人而言,幸好有詩歌的黃金時代,讓他們在精神上成為永遠的幸存者。
評論
下載新周刊APP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