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已過,暑熱消退,寒冬未至,正是出游的好時候。
澳大利亞華裔作家歐健梅的小說《冷到下雪》,講述的就是一個發(fā)生在秋天的旅行故事。在10月的臺風雨季,一對母女分別離開各自生活的國家,約定在東京見面。她們漫步于街道、公園、美術館、畫廊、咖啡廳,一起欣賞當代藝術,也聊天氣、星座、服飾,乃至各自的家庭和記憶。這趟旅行依照計劃進行,沒有什么意外,而母女之間的關系總是彬彬有禮、若即若離,如同隔著一層迷霧。
書中的母親,在中國香港長大,在兩個女兒出生之前移民。如今,母女倆住在不同城市,在此之前,二人從未結伴出行過。
《冷到下雪》
[澳]歐健梅 著,陸劍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群島圖書,2024-8
《冷到下雪》以纖細的筆觸,寫出了隱忍、含蓄、疏離的母女關系。2020年,這部小說從1500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由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三家出版社聯(lián)合設立的首屆“小說獎”(The Novel Prize);2023年,它獲得維多利亞州文學獎和澳大利亞總理文學獎,并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
澳大利亞總理文學獎頒獎詞寫道:“歐健梅的寫作有一種寧靜感,一種從靜默與思考中涌現(xiàn)的精妙表達。這預示著澳大利亞文學的新方向,結構精致,流暢而廣闊,就像所有杰出的寫作一樣,沒有邊界。”
歐健梅出生于移民家庭,她的外祖父從中國移民到馬來西亞,母親則從馬來西亞移民到澳大利亞,如今,她居住在墨爾本。移民背景賦予她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與復雜性,同時,過去十多年間世界的開放,讓她有機會閱讀大量優(yōu)秀文學作品,包括移民文學,她逐漸找到了書寫自己生活的可能性。
歐健梅。(圖/Liminal)
《冷到下雪》是歐健梅創(chuàng)作的第二部小說。與前作一樣,她將關注點放在母女關系上。如何調和母女之間那種原始的、近乎心靈感應的親密關系,是她一直希望探索的內容。
今年上海書展期間,歐健梅時隔20年第二次來到中國。在活動中,她經(jīng)常被讀者提問,書中的故事是否源自她的現(xiàn)實經(jīng)歷,這是她在歐洲時很少遇見的情況。結束中國之行后,她接受了我們的書面采訪,聊了聊她對母女關系的理解,世界文學和移民背景對她文學作品的影響,等等。
“如果沒有這段歷史,
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新周刊》:你曾坦言,你的寫作風格受到“自白寫作”(confessional writing)傳統(tǒng)的影響,這種文風與人稱的自主選擇是如何形成的?你如何構建第一人稱的“我”,即文中的女兒,包括她的經(jīng)歷、生活近況、性格、語氣等等?
歐健梅:很難確切地說一種“風格”是如何形成的。但我會帶著一定的敏感性和目的,再次回歸閱讀。換句話說,也許當你遇到什么東西,并意識到它在對你說話,你就會知道,如何以一種不局限于模仿,而出于更多意味的方式去使用它。
關于“自白寫作”,我喜歡像安妮·塞克斯頓、瑪麗·豪威特這樣的詩人,也喜歡像安妮·埃爾諾、愛德華·路易這樣的法國作家。在我承繼的文化背景里,個人想法或羞恥感都不允許袒露,但我仍然在這些作品中讀到了引人注目且激進的東西。我還讀了很多所謂“自傳小說”——包括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的《我的奮斗》系列、蕾切爾·卡斯克的《邊界》等,我同樣被這些誠實的聲音所吸引。
《我的奮斗:終曲》
[挪威]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著,李樹波 譯
上海三聯(lián)書店|理想國,2022-9
與此同時,我也在閱讀19、20世紀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比如夏目漱石、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他們以一種非常間接、模棱兩可的方式寫作。每一個充滿禮儀感的場景——比如家人的寒暄、準備餐食等,都蘊藏著豐富的情感和歷史,但讀者必須足夠敏感,才能有所體會。
女兒的聲音,可能是基于移民經(jīng)歷的背景,由以上兩種風格結合而成。我正在嘗試寫的,是一些既有意識又不確定、既知情又有所隱瞞的東西,也是在寫一部更多基于意識的小說。女兒所說的或者沒說出口的一切,她回憶起的每一段記憶,都是為了形成或慢慢揭示她的想法。
《新周刊》:你在書里說,將這場母女同游的目的地選在日本,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來說,去日本旅行會讓我倆都變成‘外國人’,占據(jù)平等地位,獲得同等待遇”。為什么這對女兒來說是重要的?女兒有沒有預設這次旅行的目的?
歐健梅:我認為,女兒想了解她的母親,某種程度上,她想從母親那里得到懺悔。但在旅行的大部分時間里,母親都躲著她。我覺得,她也想給母親某種補償——一種她認為正確或錯誤的生活,讓母親重獲自由。這與她們之間建立聯(lián)系的渴望聯(lián)系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母親的犧牲,女兒被賦予了母親無法獲得的生活。她接受了大學教育,并由此發(fā)現(xiàn)了藝術和文學的世界,一個與她內心深處某些東西相關的世界。她去旅行的部分原因是,她想看看能否給母親帶來同樣的體驗,所以她帶母親去畫廊,并通過這種方式找到她們之間的共同點。
我想,她帶母親來日本,是因為她了解日本、熱愛日本,因此希望母親有同樣的感覺。但她可能過于強勢,母親想要的、需要的是其他東西。
京都是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圖/《京都人秘密的歡愉》)
《新周刊》:女兒想和母親平等相處,但在這趟旅程中,女兒占據(jù)主導地位。比如她做了攻略,母親對此幾乎沒有要求;母女之間一直在用女兒的母語——英語——進行交流。你如何看待母女之間這種權力關系的轉換?與傳統(tǒng)東亞家庭相比,移民后代一直處于地域、語言、文化的轉換之中。
歐健梅: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代表所有移民后代,因為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不同,而且都以各自的方式對同化和傳統(tǒng)的力量做出反應。
但要問有什么能豐富這種經(jīng)歷,我認為碎片化或多重自我的概念,可能是源泉所在。也許在過去,這被視為一件消極的事情,但這種在多地之間拉扯、掙扎的必然結果,是一種創(chuàng)造力和復雜性。保持多種視角、多種理解,是一種技能。我覺得,移民是世界現(xiàn)代化的一股力量。
此外,我認為移民家庭中的孩子會變得對環(huán)境非常敏感,并據(jù)此改變自己。雖然這可能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但我有時會想,這是不是作家思維的開端——渴望知道事情為何或如何發(fā)生,想跟隨歷史線索回到過去并試圖理解一切。我知道,如果沒有這段歷史,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瞬息全宇宙》里的移民一家。(圖/《瞬息全宇宙》)
“父母是孩子的宿命”
《新周刊》:你的第一部小說寫的也是一個關于母女關系的故事。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認為,“女兒是母親最激烈的批判者”,“最能犀利看透母親‘看似合理實則矛盾’的是女兒,被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兒”?!独涞较卵分幸灿蓄愃频谋硎觯骸案改甘呛⒆拥乃廾粌H體現(xiàn)在命運的大悲劇中,也在更細小卻依然有影響力的其他方面?!痹谀憧磥?,母女關系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歐健梅:我認為上野千鶴子這句話很有力量,因為它既表達了母女關系中存在的疏離,也表達了母女關系的親密。兩者通常同時存在,或者接連出現(xiàn)。
在《冷到下雪》中,我想以一種稍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母女關系在親密和疏離之外的另一種結果。那就是,家庭之間存在差異是常見的——就像不同的人在個性、語言、階級、教育、出生國、抱負等方面也存在差異。我想探詢的是,在移民的背景下,當所有這些差異都集中于一種關系之中,會發(fā)生什么?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說,母女之間存在著原始的、近乎心靈感應的親密關系,那如何調和這一點?
《媽媽!》中,母女二人牽手奔跑。(圖/《媽媽!》)
《新周刊》:能否想象一下,假如這趟日本之行由母親來回憶,她的版本會是什么樣的?她對旅程的期待如何?她又會如何策劃這趟旅程?她眼中的女兒會是什么形象?甚至于,她會在旅程快結束時以什么方式暫時離開女兒?
歐健梅:我很難對此進行深入的想象,因為這本書的部分驅動力是母親的神秘。然而,結尾處有一句話,母親說她很高興能和女兒在一起,這就是她這次旅行想要的。我認為這提供了一些關于她心理的線索——對她來說,重要的是她們一起度過的時間。
我想,她應該會對女兒內心的躁動有一些感知,但她不一定總是知道那是出于什么原因,她會對此感到困惑。最后,我想她倆都知道,這將是她們最后一次結伴旅行。這也許就是母親珍惜這段時間而女兒在旅途中如此絕望的原因。
“寫作就像生活一樣,
需要忍受不適和猶豫”
《新周刊》:《冷到下雪》是你在第一部小說出版10年后創(chuàng)作的。你說過,對第一部小說不滿意,為什么?在那10年里,你經(jīng)歷了什么?在文學上做了哪些努力?
歐健梅:我的第一部小說誕生于我生命中的某個特定時期,那時我還比較年輕,二十出頭。雖然我找到了自己寫作風格的一部分,但還沒有找到全部。在那個年紀,有時很難找到自己的語言,很難找到能幫助你定位的作品——尤其是你沒有任何文學背景。這并不意味著我不承認那部小說,也不是說我后悔寫下它,而是當我寫完它時,我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一些東西,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過去10年,是嘗試的10年,也是閱讀的10年。大約在同一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世界的開放,我能夠發(fā)現(xiàn)以前從未接觸的作者:通過譯本認識的作者,來自亞洲、歐洲的作者。即使他們敘述的不一定是我的經(jīng)歷,但我在這些文本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東西,它們對我有所啟發(fā),或者讓我第一次考慮寫下我所知道的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文學機構所宣揚的(應該怎么寫)。對我來說,這是有價值的。
歐健梅第一部小說Cargo。(圖/Amazon)
《新周刊》:書中沒有提到女兒的父親,卻設置了舅舅這一角色。舅舅年少時錯過一段愛情,因此終身未婚,斷絕性緣。為什么要這樣設置家庭人物關系?
歐健梅:無論是舅舅的過去,還是姐姐的香港之行,我都想在敘事中心上添加另一層內容。關于這位舅舅的故事,我很想談談記憶的不可靠性,以此來提醒大家,我們都只是在講述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對于日本之行,女兒有自己的看法,母親則有另一種看法,誰又能說哪個版本更“正確”?
敘述者對自己關于舅舅生活細節(jié)的記憶很有把握——這是一個她聽過很多次的故事。然而,當她詢問母親時,母親聲稱這件事從未發(fā)生。同樣,她姐姐說,這讓她想起了她們小時候看的一部電視劇。我喜歡舅舅的故事中帶有肥皂劇元素的部分,這幾乎是一個悲劇的浪漫故事。有時我會想,作為移民后代,我們是否也從外部吸收了一些關于我們文化的陳詞濫調。
《新周刊》:你在書中寫道:“也許不去理解萬事萬物也沒關系,只要去看見、去把握就行?!边@是否也代表了一種你所理解及書寫的移民文學的風格?
歐健梅:我不確定這是否代表某種移民文學風格,但也許它代表了一種對生命稍縱即逝的思考。這本小說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沒有明確的結果,我覺得這就是生活自然展開的方式。我們是重復和習慣的產(chǎn)物。雖然我們可以改變,但我們不一定能達到任何節(jié)點、任何結局。寫作就像生活一樣,需要忍受不適和猶豫。
墨爾本唐人街。(圖/Wikimedia Commons)
“我盡量不為取悅別人而寫作”
《新周刊》:書中的一些情節(jié),比如女兒去天主教學校的講師家里參加聚會、幫講師看家,讓人聯(lián)想到《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萊農(nóng)去老師家度假的章節(jié);舅舅和女學生初戀未果的故事,又讓人想到電影《過往人生》中男女主小時候分別的情節(jié)。世界范圍內的女性主義文學、移民作品,有哪些對你的寫作影響比較大?
歐健梅:是的,我喜歡《那不勒斯四部曲》,我也感激很多移民文學作品。尤其是V.S.奈保爾和牙買加·金凱德,他們以一種原始而憂郁的方式,與殖民主義、階級、教育和流亡等遺留問題做斗爭。我也喜歡鐘芭·拉希莉和李翊云,她們用文學的實感來處理移民角色。如前所述,當你被隔絕時,你很難找到一種語言來描述自己。我提到的這些作家,還有其他作家,像墊腳石那樣,給我提供了關于這個語言可能是什么的線索。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于今年9月在美國首播。(圖/《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
《新周刊》:女性作家似乎經(jīng)常面臨這樣的外部質疑:一方面,她們寫作的內容會被認為不夠宏大;另一方面,她們又會被質疑,這些文字是否來源于她們的真實生活,仿佛她們缺乏自主構建文學氣候的能力。你如何看待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生活的關系?你又如何面對這些來自外界的好奇和質疑?
歐健梅:我很好奇,為什么在中國我被這樣問的時候,比在澳大利亞多。我懷疑澳大利亞人也很好奇,但出于禮貌,他們沒有直接問。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大多數(shù)好的作品,無論你想把它放到什么體裁之下,都會從生活中汲取靈感。無論這是一種感覺、一個逼真的細節(jié),還是一個別人告訴你的故事,它都必須有一個真實的核心。
接下來的問題是,最初的感覺會在多大程度上被改變、被想象,(被改變、被想象)可以是大規(guī)模的,也可以是小規(guī)模的。但必須保留那種真實的感覺。或者換句話說,我會嘗試通過寫作營造一種情感的真實感。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改變細節(jié),事物本身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在頁面上轉變,但源頭通常必須與某種真實的東西聯(lián)系起來——即使那種真實的東西只是暫時的感覺。
歐健梅。(圖/Leah Jing McIntosh)
我明白,為什么這部小說會被問這個問題,因為某種程度上我在追求這一點:使用“自白”的口吻,而且,如前所述,我想表現(xiàn)真情實感。
關于好奇心,我想我會盡我所能回答;關于質疑,我盡量不去想太多?;蛘吒_切地說,我嘗試寫作,是因為我想寫作,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存在的方式,一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一種度過每一天的方式。我盡量不為取悅別人而寫作,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覺。
[1]錢雪兒.專訪|澳大利亞華裔作家歐健梅:寫作是找到一種“內在天氣”.澎湃新聞.
[2]王鵬凱.“有毒的”親子關系已成為一種刻板印象,但現(xiàn)實遠更復雜.界面文化.
作者 趙皖西
編輯 譚山山
校對 遇見
運營 小野
排版 夏菁菁
題圖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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