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很多人意料,羅訴韋德案的主角,化名簡·羅伊的諾瑪·麥考維,從未墮胎。
1965年,18歲的美國得克薩斯州餐廳女服務員諾瑪·麥考維生下了自己第一個孩子,梅麗莎。
孩子的爸爸是個家暴男,諾瑪·麥考維自己也是個人生不幸的問題青年——她有一個不省心的家庭,父母早早離婚,她跟著酒鬼母親住。10歲時就曾因為伙同別人搶劫加油站被捕,被法院判為州政府監(jiān)護對象,并送入一家天主教寄宿學校。
在諾瑪·麥考維的自傳里她還表示,自己在15歲時一度和母親的一個堂兄弟一起住過一陣,期間遭到此人多次強奸。諾瑪?shù)哪赣H曾找該堂兄弟對質,堂兄弟說諾瑪撒謊。
顯然,讓諾瑪這樣一個自顧不暇的女青年仔細養(yǎng)育自己的孩子,是件不大現(xiàn)實的事。她壓力很大,開始酗酒乃至嗑藥,不久后這個孩子交由諾瑪?shù)哪赣H撫養(yǎng)。
這一年,在地球的另一端,濃眉大眼的羅馬尼亞政治家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當選為羅馬尼亞執(zhí)政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會在不久后成為東歐乃至全世界矚目的政治明星,對外,他憑借獨特的外交手腕,讓地處東西方冷戰(zhàn)前沿的羅馬尼亞不僅樹立了獨立自主的地位,還能兩頭討好吃紅利;對內,他也通過大力發(fā)展重工業(yè)等舉措,制造了一段短暫的經(jīng)濟增長黃金期。
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右)與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中)。
諾瑪·麥考維和尼古拉·齊奧塞斯庫這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也無意中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啟動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生育政策實驗,在是否應該允許女性自主掌握生育的問題上,這兩個人創(chuàng)造的歷史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
齊奧塞斯庫表示,
沒人比我更懂生娃
二戰(zhàn)時期加入軸心國陣營,在東線為德國人做炮灰的羅馬尼亞喪失了十分之一的青壯年勞動力,此后人口增長卻一直緩慢,以至于到60年代末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時期,勞動力短缺矛盾突出。
所以1967年,對缺人問題深感痛心,同時已經(jīng)成為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的齊奧塞斯庫頒布“770號法案”,法案的核心精神只有一個:催女人生娃。
一夜間,羅馬尼亞下架了所有避孕類用品,所有成年女性被要求盡早結婚,并生育至少4個孩子,不能生育的女性要被額外扣稅,醫(yī)療機構被嚴令禁止進行墮胎手術。
羅馬尼亞電影《四月三周兩天》,講述一名意外懷孕的羅馬尼亞女學生找地下診所墮胎的故事。
只有幾種極端情況墮胎才被允許:孕婦有生命危險、孕婦被強奸或不正常受孕,或者孕婦已經(jīng)生夠4個孩子。
同時政府嚴厲打擊地下墮胎,并且直接從源頭查起,派出大量專人,定期檢查適齡女性的月經(jīng)狀況,避免有人懷孕不報然后偷偷流掉。這批人后來被羅馬尼亞人稱作“月經(jīng)警察”,而“770號法案”頒布后出生的這一代人,則被稱作“法案寶寶”。
高壓催生見效很快,根據(jù)世界銀行的統(tǒng)計,羅馬尼亞生育率從1966年的1.9迅速攀升至1967年的3.7,翻了將近一番,“770號法案”執(zhí)行的一年內,總人口不到2000萬人的羅馬尼亞生了30萬人。法案實施的23年里,預計羅馬尼亞比正常情況多生了200多萬人。
羅馬尼亞生育率,1960-2020.
雖然前后有上萬名女性死于地下診所的墮胎手術,超過20萬名新生兒被父母遺棄導致孤兒院嚴重滿員,但齊奧塞斯庫依然對自己的成果感到很驕傲。在他看來,胎兒是“社會的財產”,對國家未來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而就在羅馬尼亞“770號法案”頒布后的1969年,21歲的諾瑪·麥考維第三次懷孕。這顯然還沒達到齊奧塞斯庫給羅馬尼亞女性定的指標,但自己都差點養(yǎng)不活的諾瑪·麥考維,實在不想再生了。
諾瑪·麥考維所在的得克薩斯州禁止墮胎,為墮胎她也想了些辦法,比如報警說自己被人強奸,由此獲得墮胎許可,但因為缺乏被強奸的證據(jù),此計不成。之后她還找過能墮胎的地下診所,但她找到的地下診所剛好被政府查封。她后來依然不得不生下這個孩子,并再次將其送養(yǎng)。
但這期間她遇到了兩位年輕女律師,莎拉·威丁頓和林達·考費,兩人都在從事女性生育自主的維權工作。莎拉·威丁頓對生育自主一事體會尤為深切:她上法學院時是整個專業(yè)120人里僅有的5名女性之一,頂著異樣眼光和巨大壓力最終學成,成為律師,上學期間她曾意外懷孕,為了不影響學業(yè),不得不偷跑去墨西哥墮胎。在諾瑪·麥考維身上,她們看到了一個在憲法層面維護女性生育自主權的契機。
“羅訴韋德案”原告律師之一莎拉·威丁頓
兩名女律師于1970年3月決定為諾瑪·麥考維起訴達拉斯當?shù)刎撠煼磯櫶グ讣臋z察官亨利·韋德,由此指控反墮胎相關法律違憲,這個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為保護諾瑪·麥考維的個人隱私,她在相關文件中一律使用化名“簡·羅伊”。
1973年1月,美國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進行了投票,最終以7:2的判決裁定,憲法保護女性自行選擇墮胎的權利。
新聞關于“羅訴韋德案”裁決的報道。
美國最高法院的多數(shù)意見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缺乏必要條件的情況下,意外懷孕和降生的子女都會給女性生活帶來嚴重負面影響,對母親和子女都會造成身心傷害。讓孩子出生在一個沒法妥善養(yǎng)育他的家庭里,是有問題的。
相當一部分貧困、心智不成熟、忙于工作根本沒空照看孩子、非正常情況受孕的女性成了“羅訴韋德案”的直接受益者。她們的生活得以避免被自己根本不想要,或者要不起的孩子所改變。同時,這些未能降生的孩子,也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影響了幾十年后的未來。
生育權與犯罪率
當美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此前15年里攀升了80%的犯罪率突然斷崖式下跌。
各方都在試圖為此找一個合理的解釋,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入獄率提升、治安管理策略改進、警力增加、更嚴苛的槍械管制、人口老齡化等,都曾被視為犯罪率降低的原因。
但后來隨著更多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對比,人們發(fā)現(xiàn),上述原因都很難帶來決定性改變,真正能有效大幅降低犯罪率的因素很可能是:“羅訴韋德案”帶來的墮胎合法化。
《魔鬼經(jīng)濟學》一書詳細闡述了美國墮胎合法化與20多年后犯罪率下降之間的奇特聯(lián)系。
自“羅訴韋德案”后,美國各州短期內的墮胎率和20多年后的犯罪率呈現(xiàn)了明顯關聯(lián)。在20世紀70年代墮胎率最高的幾個州,在90年代的犯罪率迎來了大幅下降;而墮胎率較低的州,犯罪率下降幅度也較低。
這并不難理解,如果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生育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一部分育齡女性心懷不滿地誕下一批子女,要么缺乏養(yǎng)育他們的能力,要么缺乏養(yǎng)育他們的心意,那么她們生下來的這批孩子在一個充滿短缺、暴力或怨懟的環(huán)境里生活十幾二十年成人后,大概率不會成為什么社會財富或優(yōu)秀勞動力,卻很有可能成為一群精力充沛、頭腦簡單且怨恨社會的治安隱患。
這或許正是齊奧塞斯庫的一個誤區(qū):人確實是一種財富和資源,但成為財富和資源離不開一系列復雜的必要條件——父母家人的關愛、科學的教育培養(yǎng)、完善的社會環(huán)境等,一旦情況有變,人也完全可以成為一個極具破壞力的威脅。
忽略了這點的齊奧塞斯庫確實成功制造了一大批新生兒,而這批新生兒長大后,正好面臨羅馬尼亞經(jīng)濟發(fā)展的減速期以及相對不利的國際環(huán)境。曾經(jīng)的東歐希望之星羅馬尼亞,根本養(yǎng)不起齊奧塞斯庫殷切關懷下催生出的這一批年輕人,他們在80年代末成人后,年輕、貧困、無業(yè)且憤怒,進而成了終結齊奧塞斯庫統(tǒng)治的主要力量。
各種歷史研究會指出齊奧塞斯庫在其統(tǒng)治中后期逐漸墮落為一介獨夫民賊,在國內用人唯親、獨斷專行,經(jīng)濟瞎搞一氣,最終引發(fā)民變,導致自己的滅亡。這確實有道理,不過20世紀的獨裁者遠不止這位老兄一個,他們當中比齊奧塞斯庫做事離譜的人有的是,卻大多比齊奧塞斯庫執(zhí)政更長久,或者結局更平和,這可能不是因為他運氣比較差,而是因為他無意間給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敵人。
一個嚴格禁止墮胎,和一個讓墮胎合法化的嘗試在差不多20年后,真正見了分曉。這也進一步證明了生育政策的敏感和復雜:這方面的政策選擇,往往要在幾十年的維度上才能判定優(yōu)劣,而且很可能直接事關國家社會的興亡。
在“羅訴韋德案”判決生效后的51年里,雖然美國一度收獲了女性自主生育的好處,但作為一個深受宗教影響,各地發(fā)展水平和立場分歧極大的國家,美國墮胎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兩派,始終在反復拉扯。墮胎權的具體條件在之后的幾次最高法院相關案件裁決中反復變化,隨著21世紀保守主義的再度抬頭,反墮胎一派的聲音再次占據(jù)上風。甚至當年“羅訴韋德案”的主角諾瑪·麥考維,也改換門庭成為了反墮胎一派的鼓吹者。
雖然曾有消息指出,諾瑪·麥考維參與反墮胎一派是為了賺錢,不過反墮胎一派優(yōu)勢進一步穩(wěn)固是不爭的事實。最終,2022年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就“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一案推翻“羅訴韋德案”判決,認為聯(lián)邦政府無權干涉墮胎問題,關于墮胎的立法權照舊下放各州。
《紐約時報》當?shù)貢r間6月25日最新統(tǒng)計顯示,現(xiàn)在至少有9個州已經(jīng)禁止墮胎;未來還將有12個州跟進。
但短期內此事造成的影響或許很有限,畢竟比起20世紀70年代,今天的美國人顯然有了更多的選擇。真需要墮胎的,自己所在州做不了,大不了去另一個州,甚至去另一個國家墮胎,都不是什么難事。但這樣一來,成本自然就上來了,經(jīng)濟條件本就不好的一群人,首當其沖會受到影響。
人們很難預料“羅訴韋德案”判決被推翻究竟會對未來有怎樣的影響,目前人們能看到的,只有當年兩種生育政策的大型實踐曾驗證過的樸素道理:在生孩子這個事情上,最好還是多尊重一下一線執(zhí)行者,也就是育齡女性的選擇。她們不一定會做出最合適的選擇,但旁人的選擇可能更不靠譜。
當然,生育率低下的問題也不能聽之任之,只是一個國家需要根據(jù)自身條件采取合理的措施。催人生娃就像寓言故事里太陽與北風打賭誰能先讓路人脫掉外套,北風想靠加大風力把路人衣服刮掉,結果路人反而捂得更緊。而太陽的辦法很簡單:把天氣變熱。
同時,更多的孩子對于國家和社會或許意味著未來的勞動力和發(fā)展希望,但也是眼下的資源消耗群體,以及未來的就業(yè)人口。他們首先是一群有七情六欲的人,他們是否會成為國家和社會的財富與資源,恐怕要看人們對“人”這個概念,能理解和尊重到什么程度,否則,很可能只是往一個未來的火藥桶里,扔去了一團火焰。
網(wǎng)飛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案”》,記錄了“羅訴韋德案”后幾十年里美國保守勢力不斷沖擊并試圖改變該案裁決的過程。
評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