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雜志換帥風波已過去數(shù)月,但圍繞《讀書》的討論仍可深入。
《讀書》創(chuàng)刊以來,在知識分子中享有它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因它最早把“公共學術”這一理念,帶到了讀者面前。它既不同于學術刊物,也和面向大眾的報刊雜志有所區(qū)別,試圖建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知識共識。從陳原、范用,到沈昌文時代,作者既有金克木、董鼎山、黃裳、張中行等老一代作家和學人,也有劉軍寧、趙一凡等新一代學人?!蹲x書》當年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精神地位,與它對“公共性”的注重不無關聯(lián),問題的公共性以及學術和寫作話語的公共性。
1996年汪暉執(zhí)掌帥印后,風格大變,學術性似乎增強了,但“公共性”大減。原本的那種文史哲不分家的氣息沒了,派別立場、學科界限越來越明顯,文風也變得晦澀艱深。對《讀書》來說,這實質(zhì)是一種倒退,從“公共學術”退化到“半學術”,即沒有相對的專業(yè)性,也失去了過去的可讀性。雖然這和90年代知識分子的共識破裂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和主編者對“公共學術”的理解偏差有關,使其不再注重尋找和培養(yǎng)“學術中間人”,過去活躍在《讀書》上的那些公共學術的寫作者漸漸消失了。
新世紀后,大眾傳媒的一個變化,對《讀書》吸引作者、讀者也構成了很大影響,就是各報刊評論版的誕生,既有時政評論,也有思想文化、讀書、影視評論。從最早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中國青年報》,到后來的《新京報》、《東方早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打破了《讀書》“公共學術一家獨大”的局面。大量媒體評論的出現(xiàn),標志著由《讀書》最早倡導的“公共學術”在中國的全面崛起。這種文體,雖然既不屬于學術,也難以劃歸到文學,但卻成為當下知識空間中最活躍、最普遍的文體,包括網(wǎng)絡博客也有大量的這類評論文章。但在“公共學術”崛起的這一輪浪潮中,《讀書》幾乎是失語的,它也沒有認知到自己曾是“歷史的先聲”。
媒體評論作為一種新興文體,會在成長發(fā)展中擁有自己的文體觀,會形成自己的文本秩序,也會形成自身對文本創(chuàng)造和審美認知的獨特判斷標準。尤其網(wǎng)絡的普及,不僅改變了知識的創(chuàng)造、傳播與分享的途徑,也在改變?nèi)藗儗W術和知識標準的看法。相信很多知識分子都感受到了這種來自學術轉(zhuǎn)型的壓力,因為每個時代對學術空間的認知,都會發(fā)生變化。一個時代的學術共識,不僅與它的思想語境和社會體制有關,也與傳媒技術的演變有關?,F(xiàn)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愿為報刊或網(wǎng)絡,撰寫一些不被學術體制認可的文章,也意味著對公共學術的認同。這種變革或許不會改變學術的定義,但肯定會改變學術空間的構成與表現(xiàn)方式。它一方面使學術的流動變得更加動態(tài)和多元,模糊了文史哲學科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使公眾能更多地參與到公共精神的創(chuàng)造中。
所謂公共學術,就是讓知識分子打破專業(yè)藩籬,擺脫對權力與資本的附庸,讓抽象精深的學術理論走出象牙塔,通過面向大眾的方式,來剖析和研究現(xiàn)實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問題。它體現(xiàn)了一種帶有學術背景的社會關懷,有意識地將理性和批判引入公共領域,讓民眾去關注和審視那些他們曾經(jīng)遺忘和忽視的東西。所以,它更在意的是與民眾可以溝通的知識共識,而不僅僅是專業(yè)視角。它意味著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使原本在文本中靜默的學術話語,變成了伸向現(xiàn)實世界的觸角,學術話語與真實世界的聯(lián)結變得更為緊密。
公共學術在意的并非是和同行的探討,而是與公眾的交流,它試圖改變的是集體記憶或公共思維模式,并以此作為基礎,達成對學術、知識和社會的修正和發(fā)展。它不僅改變了思想的生成和傳播方式,也改變各種權力對知識和思想的壓制。如薩義德強調(diào)的,只有當知識分子在專業(yè)之外“流亡”和“居無定所”,成為不附著在任何具體學科上的通才,才可能不斷打破各種思想與經(jīng)驗的疆域,進入一個更為寬廣的思想空間。公共學術正是“自由地漂浮”在各專業(yè)學科之上,使知識分子這一身份更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不僅獨立于權力體制和知識體制,也擺脫了集團利益的束縛與市場的操控,這樣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公共事務中才能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
《讀書》是公共學術平臺的發(fā)端,而它的式微同時也標志著公共學術的全面崛起。在今天的這場公共學術崛起的洪流中,仍然期望《讀書》能珍視它曾經(jīng)的地位,鼓勵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到公共學術這一洪流中來。隨著越來越多人的介入,相信它不僅會貢獻出更多的具有知識價值與公共價值的作品,也會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重大社會事務的決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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