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語文老師說白居易人品很差,到底是如何個差法?”在知乎網(wǎng)上,有一個用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有人在下面回答道:“應該是看了舒蕪的這一篇文:《偉大詩人不偉大的一面》。指白詩人有虐待女性成性的行為?!?/p>
虐待女性,還成性?這也太勁爆了。事情需要追溯到1997年前后。
1996年8月3日,《文匯讀書周報》刊登了出版人鐘叔河的《憶妓與憶民》一文。文中寫到,白居易七十歲之年,本打算將家妓樊素(就是他寫的詩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中那個樊素,楊柳則是另一個家妓)和家養(yǎng)的一匹良馬轉讓給別人,但此妓此馬都不肯離去,于是他寫了《不能忘情吟》——“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內(nèi),棄騅兮而別虞兮?!辩娛搴訉Υ吮硎静积X:“七老八十的人,盡可以搞他的黃昏戀,但若憑致仕尚書的權勢,或憑二千石的財勢,或憑大詩人的聲勢,像畜犬馬一樣畜著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詩序自云)的靚女,讓她們提供性服務,‘既老,又病風’,則可以轉讓給別人,‘幸未及項籍之將死’,又可以繼續(xù)給自己,這種詩的本事雖真,總難說是美,也難說是善吧?!?/p>
文學評論家舒蕪則在鐘叔河文章發(fā)表10天后,即1996年8月13日,寫就《偉大詩人不偉大的一面》這篇應援之作。后該文在《讀書》雜志1997年第三期發(fā)表。鐘叔河說得已經(jīng)很不客氣,由此引發(fā)了關于白居易再評價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影響深遠,直至今天,在網(wǎng)絡上還能看到類似于“白居易的另一面:好色無良文人”的說法。
“他對得起自己當年那些為女性代言的詩篇嗎?”
舒蕪對白居易的炮轟,主要依據(jù)是白居易67歲時寫的這首《追歡偶記》:
追歡逐樂少閑時,補帖平生得事遲。
何處花開曾后看?誰家酒熟不先知?
石樓月下吹蘆管,金谷風前舞柳枝。
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
樂天一過難知分,猶自咨嗟兩鬢絲。
只是,不知為何,舒蕪在引用時,“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變成了“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并這樣解讀之:“家里養(yǎng)的家妓,每過三幾年,我就嫌她們老了丑了,又換一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了?!币虼?,舒蕪把這兩句稱為“老流氓之句”。
“我沒有忘記,這是作《上陽白發(fā)人》《陵園妾》《井底引銀瓶》《琵琶行》等詩的同一詩人,因此更覺得可惡。當年他同情‘入時十六今六十’的上陽白發(fā)人,同情‘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潯陽江頭琵琶女,現(xiàn)在他買了一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當家妓,才三幾年,人家也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丑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一批新鮮貨色,一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公然以此自炫,別的不說,他對得起自己當年那些為女性代言的詩篇嗎?”舒蕪寫道。
蓄養(yǎng)家妓,是白居易被視為“好色無良文人”的主要表現(xiàn)之一。鐘叔河在《眾說鐘叔河》一書里說:“宋蓉塘評香山詩,謂其‘憶妓多于憶民’……宋氏的話,對香山居士明顯懷有貶意,對于只讀過《賣炭翁》,還有總想從《長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來說,恐怕不易認同。但若將白氏全部詩作2812首分類統(tǒng)計,則不能不承認‘憶妓多于憶民’確是事實……”
豆瓣用戶“子岳”經(jīng)考證認為,“憶妓多于憶民”一語,應源自袁枚的《隨園詩話》:“宋蓉塘詩話譏白太傳在杭州憶妓詩多于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焙驮兑粯?,清人梁紹壬、楊深秀也認為此說是腐論,楊深秀更在《雪虛聲堂詩鈔》里為白居易翻案:“鄙論從來出腐儒,頗嫌白傅負姑蘇。懷民憶妓衡多寡,曾見香山樂府無。”
但這阻擋不住對白居易“才子風流”的想象。清人王韜為《艷史叢鈔》作序,就用白居易、杜牧做例子:“昔白香山離杭郡,憶妓多于憶民;杜樊川在揚州,尋春勝于尋友。”郭沫若則認為“憶妓多于憶民”一說“雖苛而未必腐”,理由是:“白居易與元稹,早年創(chuàng)為新樂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遯于隱逸,元逃于閨情,無復當年銳氣?!惫囊馑际?,早年的有志青年,到了晚年卻墮落了,俗。
“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fā)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span>
除了蓄養(yǎng)家妓,與無背景的湘靈同居卻娶了同僚楊氏女、挖元稹墻腳勾引薛濤、寫詩使關盼盼走上絕路(薛、關皆為名妓)等,都是白居易被指“無良”的“罪狀”。就連著名的《琵琶行》,都有人從中解讀出白居易的“無良”:作為時年44歲的已婚男子,他半夜登上鄰船,讓女子彈曲給自己聽,這難道不過分?之前白居易自京城貶謫潯陽,宿于鄂州之時,也干過這么一回:當時他坐夜船路過鸚鵡洲,聽到鄰船有人“歌罷繼以泣”,“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墮明月”(《夜聞歌者》)?!澳憷习自趺蠢嫌鲆姫毺幍纳賸D呢?還都是一個套路:‘姑娘,你的琴聲聽起來很憂傷啊?!敝跤脩簟岸棺印睂懙馈?/p>
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對《琵琶行》故事的真實性表示質疑:“……唐世法網(wǎng),雖于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于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后乎?”
洪邁以情理而論,認為白居易不會做出此等瓜田李下之事。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丁啟陣則從三個方面力證白居易并無不當行為:其一,據(jù)清人田雯所說,《琵琶行》“從杜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得來?!R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乓运恼Z,白成數(shù)行,所謂演法也”。既然靈感來自前人詩歌,故事情節(jié)也可能仿效前人詩歌,不必全是親身經(jīng)歷。其二,白居易寫這首詩,重點在于抒情,是為自身的境遇而作。正如乾隆帝所說:“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fā)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其三,類似作品如《夜聞歌者》中,白居易與萍水相逢的女子并無親密接觸之舉,這才符合唐代社會的一般情形。
元代雜劇家馬致遠則將《琵琶行》演繹為雜劇《江州司馬青衫淚》:琵琶女名為裴興奴,本為教坊司官妓,與白居易在長安相識、相知。后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浮梁茶商劉一郎趁虛而入,假造白居易身亡消息,裴興奴無奈嫁給茶商。白居易在潯陽送別元稹時,巧遇隨茶商南下的興奴,二人破鏡重圓,并經(jīng)元稹周旋,在皇帝的支持下,裴興奴歸于白氏。
這當然不是真事,但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觀念:文人狎妓,那叫風流而不是下流。清人佟法海憑吊琵琶亭時寫下“司馬青衫何必濕,留將淚眼哭蒼生”,就被袁枚斥責為“煞風景語”。
前后不一的女性觀讓白居易的人設崩塌?
周作人在寫于1944年的論述自己思想淵源的《我的雜學》中說,一個男子“若能知哀婦人而為之代言,則已得圣王之心傳,其賢當不下周公矣”。他將對女性命運的同情,提高到“圣王”的境界。他還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及女人如何說法,即已了無遁形矣?!?/p>
舒蕪一向自詡為周作人女性觀的后繼者,在他看來,晚年的白居易在周作人首創(chuàng)的這一測試法面前,“遠遠沒有及格”?!叭水斏賶阎?,觀人論事,往往比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別善惡,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來日無多,這就往往丟掉是非善惡,只顧自己,不復關心他人的苦樂,不再考慮他人的意見。這不一定是普遍規(guī)律,但乃是不罕見的情形,特別是在兩性問題上,在男權制度下男子對女性的看法和態(tài)度上,最容易表現(xiàn)出來。此時,婦女觀的老化朽化腐化惡化,實乃整個人生觀趨于老朽腐惡之表征?!?/p>
早年的白居易,對女性的同情和關注,超過前代任何一位詩人。他寫過 “天上取樣人間織”“扎扎千聲不盈尺”的紡織女(《繚綾》),寫過“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負薪”的賣柴女(《代賣薪女贈諸妓》),并為女性的悲苦命運發(fā)出不平之鳴——“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太行路》)。元和初年,他還曾呈上《請揀放后宮內(nèi)人狀》,指出“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
到了晚年,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明哲保身的考慮,或者是手頭寬裕有了享樂的基礎,白居易和其他人一樣,過起了“左顧短紅袖,右命小青娥”(《小庭亦有月》)的富翁生活。826年,也就是白居易54歲復出為蘇州刺史的時候,他的詩中開始有蓄家妓的記載。比如《小庭亦有月》所寫:“菱角報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彼宰ⅰ傲?、谷、紫、紅皆小臧獲名也”,臧獲即奴婢。
本來這也無可厚非,但聯(lián)想到他曾積極為女性代言,會讓人覺得前后不統(tǒng)一,人設崩塌。舒蕪看到白居易這些詩句,就“實在忍不住憤怒”,所以舒蕪贊同鐘叔河的論斷——“白樂天自不妨其為偉大詩人,但也要看到偉大的亦自有不偉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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