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韓國導演奉俊昊憑借電影《寄生蟲》,先后拿下“金棕櫚”和“奧斯卡”兩座電影大獎,韓國電影似乎一夜之間成為舉世矚目的文化現(xiàn)象,并在此后的幾年里不斷綻放異彩。
第72屆戛納電影節(jié)上,《寄生蟲》成為韓國第一部獲得最高榮譽獎“金棕櫚”的電影。(圖/豆瓣)
2021年,電影《熔爐》導演黃東赫執(zhí)導的劇集《魷魚游戲》,在Netflix上線后火爆全球,后來還延伸出大型真人秀綜藝節(jié)目。很快,這部現(xiàn)象級的IP劇集,又將在今年年底迎來第二季。
(圖/《魷魚游戲第一季》)
從電影到劇集,再到綜藝,縱觀近些年韓國影視文化的“出圈”,頗給人一種“平地起高樓”的錯覺,然而任何潮流的興起都并非一蹴而就,也必定有其內在原因,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對于韓國影視圈的歷史背景和商業(yè)運作,我們知之甚少。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顧問范小青,作為21世紀之初第一個赴韓國學習電影的中國留學生,親歷了韓國電影的飛躍式發(fā)展,她用20多年,撰寫了書籍《韓國電影100年》,于近期出版。
在這本書的序言里,韓國導演李滄東直白地指出,即便在韓國國內也還沒有一部系統(tǒng)性講述韓國電影百年史權威書籍的情況下,這一遺憾被中國學者彌補上了。事實上,這也填補了中國觀眾對韓國電影認知的空白。
《韓國電影100年》
范小青,著
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3
為了在韓國社會文化的基礎上,洞析韓國影視產業(yè)背后的秘密,新周刊專訪了范小青教授,并視圖通過她的視角,找到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崛起,且越來越火的原因。
范小青說,一直以來,大多數(shù)中國觀眾都對韓國的綜藝、電視劇耳熟能詳,卻對他們的電影知之甚少,甚至老一輩的觀眾還有“韓國居然有電影”這樣的質疑。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跟韓國電影此前很難進入全球市場有關,但這并沒有阻礙其內在旺盛的生長力。
走上世界舞臺的 韓國“386電影世代”
韓國電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雖不長但卻錯綜復雜。與他們本國社會的歷史相似,在歷經了殖民與反殖民、分裂與反分裂、獨裁與反獨裁之后,才最終迎來了自主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
世界對于韓國電影文化的印象,也多集中在現(xiàn)實主義美學的表達,比如以林權澤導演的《西便制》《醉畫仙》等為代表的作品,就很傳神地反映出韓國社會獨特的民族氣質。
韓國電影真正開始在世界影壇上嶄露頭角,是20世紀80年代末,一部裴鏞均導演的《達摩為何東渡?》。這部電影拿下了1989年第42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jié)金豹獎,從此宣告了韓國電影的存在。與此同時,韓國新一代的電影人們,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讓國際看到了不一樣的東方電影。
電影《達摩為何東渡?》(1989年)海報?。(圖/《達摩為何東渡?》)
盡管因為“好萊塢電影搶占先機”,以及各國的“本土電影保護”等原因,韓國電影很難進入全球市場,但是出于對電影藝術的熱愛,世界各地的影迷們總是能找到辦法,通過各種途徑觀看到韓國的優(yōu)秀電影作品。
中國的電影愛好者們也經常能在微博、豆瓣等影視資訊以及迷影片單中,看到占據世界電影一席之地的韓國影片和影人。比如大家時常津津樂道的李滄東、奉俊昊、樸贊郁、洪常秀、金基德、姜帝圭、林常樹等導演——這些像明星一般的韓國電影人,在范小青教授的韓國電影歷史研究中,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叫做“386電影世代”,即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成為大學生,30多歲進入職場的一批電影人。
2024年2月,韓國導演洪常秀憑借新作《旅行者的需求》榮獲第74屆柏林電影節(jié)評審團大獎“銀熊獎”。(圖/豆瓣)
“這是一群雖出身各不同,但成長之路卻相似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直面敏感現(xiàn)實,并就此分析社會、挖掘人性的普遍能力,善于獨立思考,質疑權威,敢于抵制好萊塢的侵略”,范小青說,386電影世代可以說是改造了韓國落后的電影產業(yè)基礎,建立起適合韓國電影發(fā)展的現(xiàn)代產業(yè)體系?!罢沁@種集體的力量,促使韓國開啟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可供借鑒的電影創(chuàng)作者體制——導演與制片人雙規(guī)并行制,而電影《寄生蟲》,就是這一優(yōu)勢的集大成者?!?/p>
21世紀以來,韓國電影高歌猛進,國內票房與海外口碑相映生輝,商業(yè)活力與創(chuàng)新能量也是齊頭并進,迅速成為全球化時代民族電影研究和國別文化研究中的“顯學”。范小青提到,此前與“韓國電影熱”現(xiàn)象不相對應的是,海外關于韓國電影新浪潮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有限。韓國國內尚且拿不出權威的著作,那就更別談有人會從中國的視角對其進行歷史性梳理。這似乎不僅是一種文化形態(tài)的缺失,也是一種視點的缺失。
韓國導演李滄東(左)與范小青(右)在韓國。(圖/由被訪者提供)
“歷史就是闡述,新的觀點來自新的視角和方法”,帶著這種初衷,范小青結合了自己在韓國留學、工作的親歷、親見、親聞,寫作了《韓國電影100年》。在這本書中,她采訪了近30位韓國電影界的重量級人物,并以此為歷史的佐證,把“代際劃分”作為方法,不僅讓我們看到了“386電影世代”在韓國電影歷史中的支點作用,也是與中國影迷和觀眾溝通的有效途徑。
“與韓國電影的結緣,
讓我看到了樸素、率真的一群人”
“歷史來自積淀,而非與生俱來”,這句話用在范小青20多年來的學術積累上,的確恰如其分。作為“華語圈韓國電影研究第一人”,范小青每次回憶起自己2003年去韓國讀電影的決定,都覺得不可思議。
范小青,《韓國電影100年》作者,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顧問,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副教授。(圖/由被訪者提供)
2000年,范小青還在北京電臺工作的時候,被朋友拉著去看了北京電影學院留學生們做的“第一屆韓國電影展”,當她看到林權澤導演在上海電影節(jié)獲獎的電影《悲歌一曲》(又名《西便制》)、許秦豪導演的《八月照相館》、李廷香導演的《美術館旁的動物園》等電影,韓國年輕人的生活狀態(tài)朝她撲面而來。后來,她又被許秦豪導演的第二部作品《春逝》深深觸動,用她的話說,“怎么會有人把我身邊的故事,在別的國家拍出來了”。
做記者時,一次偶然的機會,范小青結識了來上海拍電影取景的金泰鈞導演,并為他推薦演員。聊天的過程中,金泰鈞發(fā)現(xiàn)范小青很喜歡韓國電影,于是向她發(fā)出了“來韓國學習”的邀請。誰知道金導演的這句話讓聽者有了心,當范小青毅然辭職去了韓國之后,金泰鈞大感意外,二話不說便帶著范小青拜訪了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的創(chuàng)始人李庸觀先生。李庸觀第一次見到這位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學者,便對范小青說“來吧,做我的學生”。
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創(chuàng)始人、資深電影教授,李庸觀。(圖/由被訪者提供)
或許是出于韓國電影帶給她的震撼,也或許是韓國電影人讓她感受到的真誠和溫度,范小青就這樣順理成章地讓自己成了韓國電影“朋友圈”的一員。在校期間,她拿著電影專業(yè)學生獨有的“迷影卡”,參與各大電影節(jié),在各種“影人派對”和更多韓國資深的電影人、電影界前輩們近距離接觸交流。
韓國的校園文化也常常讓范小青感到震撼:“韓國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一般都是導師制,但不同于中國大學高校的是,他們小組學習的氛圍非常濃厚,小組內經常進行學術討論,一起發(fā)表成果,同期的學生之前保持著一種親密的交流關系?!狈缎∏嗾f,比如我們經常能在洪常秀的“日記散文式”電影里,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學生與老師、前輩們坐一桌喝酒聊天,從電影聊到局限,從愛情聊到困惑——韓國的課堂不僅在教室里,也可以在小酒館里,一杯燒酒下肚,千言萬語穿腸過,如此地樸素、率真。
洪常秀導演電影《我們善熙》(2013)現(xiàn)場工作劇照。(圖/豆瓣)
在范小青的觀察中,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電影人,有著獨特的“朋友圈”文化,即進行某一集體活動的時候,他們大多喜歡跟年齡相仿的同輩人搭檔,這種社會習慣造成了“一撥一代”的共舞姿態(tài)。這種代際的誕生,從他們的校園時期就已經在悄悄醞釀了。
韓國電影崛起的秘密:不違背共識
范小青是個喜歡溝通和交流的人,如今除了在傳媒大學的教學工作,她還做策展、做評委、做講座,做主持人,經常參與跟電影愛好者們的文化活動。
也許是受到韓國校園文化的影響,她也把那種輕松、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帶到了自己的課堂上,以至于每學期但凡有范小青的選修課,都要被學生們一搶而空,其中最受歡迎的《外國電影史》,學生好評分更是達到了99.48分,接近滿分。
范小青與今年剛畢業(yè)的中國傳媒大學同學們合影留念,學生們稱自己為“范門”學子。(圖/由被訪者提供)
在范小青的課堂上,她也常常跟學生們講起在韓國學習電影的經歷、韓國的電影人,以及他們的朋友圈,甚至不吝講韓國電影之所以會崛起的秘密——其中就有很多成功的經驗,是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的。比如說在韓國的電影圈子文化里,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違背共識”。
由于韓國的國土面積小,人口也不算多,制作出來的電影絕大部分都要依靠國內的觀眾群體來消化,所以韓國電影的制作費普遍都不高。每部商業(yè)片的制作費平均3000萬元人民幣,低預算藝術片的制作費平均是200萬元人民幣,韓國演員的片酬也都主要依靠票房的分紅——只有片子越好,收入才會增多。
李滄東導演電影《燃燒》(2018年),演員(從左到右)劉亞仁、全鐘瑞、史蒂文·元。(圖/《燃燒》)
“總得來說,‘蛋糕’就這么大,所以誰也不會去打制作費的主意,韓國的電影圈從制片人到導演,從劇組到演員,大家就像是上了同一條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狈缎∏嗾f,這樣的制作格局,也很大程度上使得韓國的電影人深諳“花小錢辦大事”之道,所以無論是搞投資,還是搞創(chuàng)作,他們都很有“節(jié)約精神”。
除此之外,韓國的電影人對于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著很強的保護意識。在韓國電影史上,有過著名的“光頭運動”,為了抵制搶占本土市場的好萊塢大片,韓國的電影人表現(xiàn)出了史無前例的團結。在進入21世紀后的20多年里,韓國的電影人也沒有停止維護他們的現(xiàn)代電影產業(yè)體系,以及為“體制”源源不斷輸送電影人才的教育體系。
如今,在“386電影世代”之后與之共存的,還有韓國電影圈里新出現(xiàn)的“江南世代”,即2008年之后,韓國電影產業(yè)的地形圖,從原來的“忠武路”制片人時代,跨入了由大資本大企業(yè)將投資、發(fā)行、放映整個掌握的江南時代。資本與電影的合作變得日臻成熟,一首《江南style》的音樂甚至傳唱到中華大地,歌詞背后,便是那個利來利往的、模式化日漸明顯的“電影商業(yè)大廈”。
在談到韓國電影“善于模仿”的時候,范小青對這一表述提出了質疑。
在她看來,模仿出來的東西不可能成為經典,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夠在好萊塢的“第一電影”、歐洲藝術的“第二電影”、韓國國內鼓勵意識形態(tài)對抗的“第三電影”等的重重碾壓下,產生融合了這三種電影,同時又具有民族性的“第四電影”表達,在于他們“善于借鑒”。
金度英導演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2019年韓國電影票房冠軍。(圖/《82年生的金智英》)
“這種表達既不放棄大眾,也不放棄個性;不僅不放棄對眼球的關照,也沒有放棄對文化內涵的關照。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韓國電影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是一個文化奇跡。”范小青評價說,近些年來,韓國的女性電影人,也漸漸聲名鵲起,為韓國電影帶來了新的希望,例如林順禮,金度英,金寶拉,尹丹菲等。她們繼承了韓國電影獨特、多元的表達,也為韓國電影從形式到內容,不斷翻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值得拭目以待。
作者 段志飛
編輯 鐘毅
校對 黃金周
運營 小野
排版 黃璐
題圖:《熔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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