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更關(guān)注“為什么”、“還有什么”、“怎么說”甚至“怎么辦”。
“第一個人說的,叫‘知識分子’。第二個,第三個,還有不知道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輩,俗稱‘八桿子打不著的’,都叫‘知道分子’?!?
“知道分子”一詞,最早見于王朔寫于2000年的雜文《知道分子》。他給知道分子的人生畫了幅像:拿來主義,無真見識,抄慣了別人的宏論,放眼望去天下事無所不知,卻終究不知自己真正知道什么。他不無刻薄地寫下分辨“知道分子”的小常識——寫偉人傳記的、為古籍校訂注釋的、所有叢書主編、所有“紅學(xué)家”和自稱魯迅知己的;次一等的,是“好提自己念過多少年書的,死吹自己老師和老老師的,愛在文章里提他不認(rèn)識的人和他剛看過的書的”。他甚至列出了 “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讀書》和代表作《管錐編》。
這是“知道分子”第一次以“知識分子的另一面”的形式出現(xiàn)。通過“兇猛的王朔”,人們驚訝地被提醒,那些看上去很有知識的文化人“原來什么都不知道啊”(借木心語)。
但真正把“知道分子”重新提煉、闡釋成一個社會學(xué)概念并廣泛傳播于大眾的,是《新周刊》2002年的一期封面專題“向知道分子致敬”。它重新解讀了“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的精神涵義,第一次把“知道分子”刻畫成一種新的知識分子形態(tài)的存在,并使這種命名的影響力持久不衰。
那十年間,“知道分子”一度成為知識界的一種新銳并帶有明確褒義的身份認(rèn)定,它成了基于(或效仿)知識分子傳統(tǒng)的一種精神附加值甚至新姿態(tài)的呈現(xiàn)。
然而,十多年過去,連“知識分子”都在西方語境中不斷歷經(jīng)批判性的重新解讀,“知道分子”在它誕生的文化土壤中,也一層層地被剝?nèi)ツ切┮饬x的幻影,在網(wǎng)絡(luò)碎片化時代,逐步又被消解為“知識分子的反面”。
兩年前,全國政協(xié)常委、上海市政協(xié)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就曾發(fā)聲:“我們常常以為,中國擁有12.5億部智能手機的時候,已經(jīng)和世界靠得很近了。但是這些手機很大程度上創(chuàng)造了許多‘知道分子’,而中國需要的是知識分子。”
新媒體觀察者魏武揮也放言:這年頭要在微博上扮演一個學(xué)富五車、經(jīng)常說點格言的人實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對社會事件不發(fā)表點自己的看法,也無法滿足眾多粉絲期待。很多人實際上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識分子”。他的專欄簽名常年設(shè)為:多歧為貴,不取茍且。(“百度一下會死啊?”“會?!边@個段子,如今已成為“茍且而活”的嘲諷解釋。)
“知道分子”和“知識分子”的鴻溝到底有多深?曾被《新周刊》提名為“年度知道分子”的許知遠(yuǎn),就曾公開聲明:我最痛恨這個詞了!在他看來,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的差別,就是茍且與遠(yuǎn)方的距離。
有人也曾列出知道分子的五大評判標(biāo)準(zhǔn):1.知道分子喜歡網(wǎng)絡(luò),任何一個都是雜家,隨口即可說出無數(shù)概念、原則、定義、理論,所涉領(lǐng)域廣泛。2.知道分子不甘寂寞,與媒體關(guān)系密切。默默無聞和知道分子是一對矛盾的詞匯。3.知道分子對于批評比原創(chuàng)更熱衷更有想法,在駁斥對手的過程中,他們最懂得享受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的快感。4.知道分子追求自由,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秀的事。5.知道分子很少會安靜下來慢慢寫一本書,他們最大的特征是“不為”,最大的特點是“到處開花”。
相較而言,知道分子屬雜家,凡事都知道一些,追求信息獲得的廣博與速度。板凳無須坐十年,但需及時知曉板凳的數(shù)量與種類。他們愛問:“茴香豆的茴字有四樣寫法,你知道么?”知識分子往往是某一領(lǐng)域的專家,廣度之外更追求深度,是在知識體系內(nèi)鑿井挖掘水源的人。他們愛問:“蘋果為什么往下落?”
知道分子急于知道“是什么”、“有什么”、“說什么”。知識分子更關(guān)注“為什么”、“還有什么”、“怎么說”甚至“怎么辦”。不那么刻薄地去看,知識分子與知道分子,只是不同智識與不同選擇的人對知識獲取的不同程度與不同呈現(xiàn)。研究《時間簡史》或量子物理的人,未必不會有一刻也去好奇茴香豆的“茴”到底有幾種寫法。
但知識分子確乎是有傳統(tǒng)的?!拔覀儑铱傄允苓^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蓖跣〔ㄔ谀瞧吨袊R分子與中古遺風(fēng)》中寫道,“我到現(xiàn)在還不確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識分子,什么人不算。……我在美國留學(xué)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rèn)為工程師、牙醫(yī)之類的人,只能算是專業(yè)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yīng)該是在大學(xué)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照這個標(biāo)準(zhǔn),中國還算有些知識分子。”
他還拉拉雜雜援引了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幾個定義:“《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biāo)準(zhǔn)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定義是在消閑刊物上看來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個標(biāo)準(zhǔn),知識分子全都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憤世嫉俗,行為古怪,并且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該以有一份閑差或教職為尺度來界定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以便比較。”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見得也跑去住紐約的格林威治村,他們要么在書齋里秉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么住在微博(社交媒體)上和大眾視野中,善于高談闊論,成為隨時發(fā)聲的“常識捍衛(wèi)者”。在他們眼里,即便被稱作知道分子,也絲毫不比知識分子低三分。他們堅持的“知道”,是先要知道常識。
英國學(xué)者弗蘭克·弗里迪在《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書中,明確探討了當(dāng)代社會的知識分子界定:“定義知識分子,不是他們做什么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而美國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就索性把幾個世紀(jì)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活躍于美國媒體上的知識分子(或許也可以叫知道分子)嘲諷了一遍,氣勢并不亞于王朔當(dāng)年對“知道分子”的揶揄勁兒。
在中國,崔永元曾這樣談?wù)撝R分子:“我把中國當(dāng)下的知識分子分成三類:一類叫拍案而起;一類叫潔身自好;第三類叫隨波逐流。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識分子。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rèn)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不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我說話不能那么雋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這段有力量的發(fā)聲,是在社交媒體上逐漸傳播開來被人知道的。
而陳丹青的另一段話,也讓知識分子和知道分子感到意味深長:“我一直不承認(rèn)我是知識分子,因為我沒有接受過教育。然后我試圖變成知道分子,我覺得能變成知道分子不容易……你們認(rèn)為你們是知識分子還是知道分子?”
這種自省式的自嘲,就像伍迪·艾倫的電影,一邊知識分子著,一邊又嘲諷著知識分子。這是知道分子的智慧,也是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蛘哒f,更像一種智者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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