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如果有什么比圍觀一場游街示眾更“好看”的事情,那一定是殺頭。在小說《藥》中,魯迅沒有把筆墨潑灑在最具視覺效果的砍頭瞬間,而是勾畫了一群無聊民眾如何聚精會神地圍觀殺頭:他們“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著”,劊子手手起刀落,這群圍觀的人便“轟的一聲,都往后退”。
“圍觀”恐怕是魯迅最喜歡也最熱衷描寫的題材?!端帯防飮^處決革命黨的情景,后來又出現(xiàn)在《阿Q正傳》里,只不過這一次圍觀的是槍斃阿Q,而且很不讓人“滿足”,因為“槍斃并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他還特意為“圍觀”量身定做了一篇小說《示眾》,寫一群路人如何三三兩兩地聚集起來,圍觀一個“穿藍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游街示眾。
這些無聊的圍觀群眾,被魯迅一并打包,裝進一個叫“看客”的籃子里。從此,“看客心態(tài)”成為中國國民性至關(guān)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實際上,在圍觀方面,其他國家的民眾并不比中國人矜持多少。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就描寫過一次聚眾圍觀的情景:1840年,他和一大群人去新門監(jiān)獄圍觀一個叫庫瓦西耶的犯人被處以絞刑,他沒有在圍觀群眾中看到“與這個場合相適應(yīng)的情緒……沒有悲傷苦痛、沒有富有效益的恐懼、沒有憎惡、沒有嚴(yán)肅性”。同時在場的小說家威廉·薩克雷則在人群中看到了技師、紳士、扒手、新聞記者,甚至還有議會議員,他將圍觀比作一場“淫穢的娛樂”,在這些“有罪的圍觀者”中間,也讓他為“把我?guī)蜻@一野蠻景象的那種冷酷無情的好奇心”感到“羞愧和墮落”。
東西方的文學(xué)大師們在譴責(zé)民眾的圍觀欲望方面可以說達成了一致,但人們還是樂此不疲地加入圍觀的行列。借用魯迅的句式:“世上本沒有圍觀,看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圍觀?!?/p>
關(guān)于圍觀的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6400年前的古埃及。
第一個圍觀者是誰?這個問題幾乎可以肯定沒有答案。因為一個人只有在一群圍觀的人當(dāng)中才能稱之為“圍觀者”。但關(guān)于圍觀的記載卻很久遠,最早可以追溯到6400年前的古埃及。在一卷題為《伊西斯的哀傷》的莎草紙上,講述了酒鬼們“你推我搡,發(fā)出噓噓的驚嘆”,眼睜睜地看著善良的國王奧西里斯被封進棺材里,扔下河。
相對而言,中國最早將圍觀形諸文字的記載顯得溫文爾雅。2300年前的人們圍觀了一棵百人才能合抱的櫟樹,莊子稱“觀者如市”。就在莊子筆下的齊國百姓興致勃勃圍觀大樹之時,魏國鄴城的百姓則聚眾圍觀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被當(dāng)成河伯的媳婦扔進黃河里,司馬遷在《史記》里如此描述圍觀人群之盛:“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p>
這些關(guān)于圍觀的最早記載有一個共同特點:善于描寫圍觀對象和群眾,卻從不解釋圍觀者為何圍觀。仿佛只要有事情發(fā)生就自然有人圍觀,乃是一個理固宜然、無須解釋的自然現(xiàn)象——這也難怪,在幾乎所有圍觀事件中,群眾不過是走來走去的人肉背景,充當(dāng)圍觀對象的點綴——后者才是聚焦的中心。圍觀者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數(shù)量證明圍觀對象的重要性。被幾十個人圍觀的只能是街頭雜?;驖妺D罵街,圍觀人數(shù)達到成百上千的話,則有可能在某位文人的私人筆記或當(dāng)?shù)胤街旧狭粝乱还P可有可無的記錄。西晉衛(wèi)玠“風(fēng)神秀異”,“觀者如堵墻”,生生被“看殺”,就被寫進《世說新語》里。但如果圍觀群眾到了數(shù)以億萬計的地步,那就只能是國家慶典或改朝換代,注定在官方史書上大書特書了。
圍觀者靠數(shù)量為自己在歷史上占據(jù)了一席之地。但這仍然沒有解釋圍觀的原因。也許是因為答案太簡單了:好奇心使然。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xiàn):為何是這些事物而非其他會引發(fā)人們的好奇心,讓人們聚集在一起去圍觀?無論是公開的謀殺、儀式上的投河抑或巨大的樹木,都是日常生活難得一見的場景;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們一定要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就像謀殺或慶典一樣,能夠挑起人們內(nèi)心的欲望和快感。
這種欲望和快感,兩千年前圍觀秦始皇聲勢浩大的出巡場面的兩個圍觀者曾明確表達:“大丈夫當(dāng)如此也!”“彼必可取而代也?!彼麄兪莿詈晚椨稹D翘靽^秦始皇出巡的人必定數(shù)以萬計,但最終史書留名的只有這兩個人,日后他們也成了別人圍觀的對象。這些圍觀者中,說不定還有當(dāng)年和他們一起圍觀秦始皇的人。這多少說明了一個道理:如果圍觀者不能成為圍觀對象,無論他們的數(shù)量有多巨大,起源如何地符合天性,都只能是歷史的陪襯。
盡管立德對中國人的酷刑圍觀癖頗為不屑,但他恰恰身處“圍觀”進化的一次重要轉(zhuǎn)折點。
公元70年,猶太歷史學(xué)家約瑟夫斯記錄了即將成為羅馬皇帝的韋斯巴薌鎮(zhèn)壓猶太人起義后在羅馬所舉行的盛大凱旋式。“城中眾多人口無人留在家中,人人走出來,盡管只有站立的空間,他們?nèi)匀辉谀程幷覀€位置,以致沒有為行進隊伍本身留下足夠的空間通過”,凱旋式開始,圍觀群眾不約而同地“一起歡呼”“一起肅靜”“一起嘆為觀止”,最后以“全場歡呼”圓滿結(jié)束。
圍觀酷刑表演則是中西方圍觀者都相當(dāng)偏愛的一大樂事。無論是西洋式的人頭滾落,還是中國式的一刀一個,都能激起圍觀者的高昂興趣。至少到17、18世紀(jì),歐洲人仍然樂于花高價錢買到一個好位置,觀看刑場上犯人被絞死、肢解或“被文火活活烤死”。最典型的例子是1757年謀殺犯達米安在巴黎被處決:達米安先被融化的鉛水和滾燙的沸油折磨,之后行刑人趁他還沒完全斷氣,把他的頭和四肢綁在幾匹馬后面,撕得七零八落,最后,由劊子手將他開膛破肚,剜心割肺,肉剁成碎塊,燒成灰燼。這是一場典型的18世紀(jì)風(fēng)格的酷刑展覽,成千上萬巴黎人擠滿了行刑地的大街小巷,甚至爬上屋頂,租下房間好一飽眼福,“巴黎人伸長了脖子呆看,行為舉止一如平常,甚至有些無動于衷,既沒有痛恨,也毫無憐憫”。行刑結(jié)束,劊子手鞠躬致意時,圍觀群眾還發(fā)出陣陣歡呼,對劊子手的精湛技藝表示贊嘆。無須諱言,當(dāng)時的中國人也不遑多讓,沉迷于諸如“千刀萬剮”之類的血腥娛樂當(dāng)中。
進入19世紀(jì),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西方人對圍觀酷刑的感受越來越敏感,以至于刑場周圍賣嗅鹽的小販生意興隆。西方的女性圍觀者已經(jīng)學(xué)會在劊子手手起刀落的那一刻,恰得其時地暈倒在地,好讓身邊的人買瓶嗅鹽把她弄醒,這樣可以顯示自己是見不得血淋淋場面的文雅淑女。圍觀者對酷刑越來越敏感的反應(yīng),迫使當(dāng)局不得不改良死刑,讓其顯得不那么具有暈眩性。
然而來華的西方人卻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中國的酷刑產(chǎn)業(yè)仍然如此發(fā)達,且花式多樣。1904年,英國商人阿奇博爾德·立德在北京見證了一場凌遲處決:“街上擠滿了人群,都是來看凌遲處決的”,他不得不“費勁地從人群中找條出路”,一位參觀者告訴他,“這次情況很凄慘,處決有一定程序,身上的肉塊被一片片剮下,向人群丟去,民眾紛紛搶奪血淋淋的殘骸”。立德對這場中國人圍觀的酷刑表演的評價只有一句話:“在中國,我們?nèi)蕴幱谥泄艜r代?!?/p>
盡管立德對中國人的酷刑圍觀癖頗為不屑,但他恰恰身處“圍觀”進化的一次重要轉(zhuǎn)折點,而這個轉(zhuǎn)折正是批評圍觀酷刑的西方人所創(chuàng)造的。就在立德參觀凌遲酷刑后不久,德國犯罪學(xué)家羅伯特·海德爾也加入圍觀,并且做出同樣苛刻的評論:“我看見圍觀的人聊天、嬉笑,抽著紙煙,大啖水果!”實際上,海德爾根本沒有真正“看見”這場凌遲——他看的是凌遲的照片。透過照片,他也加入圍觀,盡管他并不在場。
19世紀(jì)照相術(shù)的發(fā)明和完善,可以說重新定義了“圍觀”。在此之前,“圍觀”最重要的是“現(xiàn)場感”,它需要圍觀者身臨其境才能見到圍觀對象。無論是“觀者如市”,還是“萬人空巷”,都說明了現(xiàn)場感對圍觀的重要性。在前照相時代,圍觀是很直觀的方式。但照相術(shù)將圍觀者從現(xiàn)場“解放”了出來,一張栩栩如生的照片將圍觀對象最精彩的瞬間記錄下來,然后大量復(fù)制、發(fā)行。只要看一看晚近中國滿坑滿谷印有砍頭、凌遲照片的明信片,就可以明了其龐大的規(guī)模。至于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luò)小視頻,不過是擴大了的活動版照片圍觀而已。
照相術(shù)使每個人都成為潛在的圍觀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賦予圍觀更為廣闊的時空。從19世紀(jì)的照片到今天快手App上的小視頻,只需坐在家中,我們就可以圍觀19世紀(jì)美國內(nèi)戰(zhàn)中尸橫遍野的戰(zhàn)場,可以圍觀晚清劊子手如何將一個犯人千刀萬剮,可以圍觀“9·11”事件中世貿(mào)大廈的毀滅,可以圍觀敘利亞正在發(fā)生的戰(zhàn)爭,還可以圍觀一個家伙如何用電鉆吃玉米吃得滿嘴是血。我們似乎比古代的圍觀者見得更多、看得更遠,但圍觀的“品位”卻沒有太大的變化:血腥、暴力、災(zāi)難、色情和搞怪仍然占據(jù)著圍觀者的絕大部分視界。
縱觀圍觀史,無論渴望被圍觀的人如何想方設(shè)法制造圍觀,卻始終無法左右圍觀者的自由。
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圍觀的本質(zhì)一直未變,這也意味著,圍觀完全可以“制造”出來。
16世紀(jì)的英國人在家居裝修方面有一個怪癖,他們會把最漂亮、最昂貴的床放在樓下靠窗戶的地方。倒不是因為他們不在乎隱私權(quán)——主人的私人臥室在樓上,那里放著“第二好的床”,而是為了方便過往路人圍觀他們的床有多好。這種渴望“被圍觀”的癖好,在今人看來頗為怪異,但在當(dāng)時卻是世界性的風(fēng)潮。明人劉元卿在《應(yīng)諧錄》中記載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一個名叫張詡子的人新制了一張漂亮的床榻,希望被人圍觀,不惜裝病臥床引人來看。而來探病的一位朋友更狠,穿上新襪子的他故意撩開下擺,蹺著二郎腿坐在床上,因為這是唯一能讓人圍觀襪子的方式。
“被圍觀”和“圍觀”一樣,都是人類天性,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劉邦、項羽的例子,“被圍觀”甚至比“圍觀”更重要,“被圍觀”的價值越大,在歷史上的存在感就越強。對那些渴望在時代和歷史上留名的人來說,如何制造圍觀就是一件非常重要之事。古羅馬人顯然深諳此道,所以羅馬的世家貴胄常常會一擲千金舉辦盛大的慶典、建筑宏偉的公共建筑、投資角斗競技和戲劇表演,或干脆大張筵席。白手起家的羅馬貴族特里馬西翁舉行一場場盛大的嘉年華,歡迎羅馬公民來圍觀他的豪奢和財富,以獲得“被圍觀”所帶來的存在感——這確實使他青史留名。羅馬皇帝提圖斯修建羅馬大競技場,在萬人圍觀的歡呼聲中舉行角斗大賽的目的則更為直接——權(quán)力。對羅馬這樣的公共社會來說,圍觀意味著民心,民心就是權(quán)力的來源。圍觀是檢測民心最直觀的方式。
縱觀圍觀史,無論渴望被圍觀的人如何想方設(shè)法制造圍觀,卻始終無法左右圍觀者的自由。圍觀與否的選擇權(quán)取決于圍觀者。隋煬帝是唯一的特例:不僅圍觀場景可以制造,就連圍觀者都可以制造出來。
609年,隋煬帝一行巡幸至燕支山。為彰顯天朝上國在開拓西域事業(yè)的赫赫功績,大臣裴矩將這次巡幸打造成一場盛大的表演。他對西域諸國國王“啖以厚利”,誘使他們來朝見大國天子。但僅有表演,沒有觀眾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有司從附近的武威征調(diào)了一批群眾,且為了“示中國之盛”,圍觀群眾由當(dāng)?shù)乜たh長官嚴(yán)格監(jiān)督,換上光鮮亮麗的服裝。這恐怕是中國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由官方組織群眾演員上演的圍觀大戲。
這種制造圍觀演員的方式,被后世歷朝保留下來。唐代有所謂“與民同樂”,明代令百姓著錦繡衣裳拜伏皇帝恩典,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巡幸江南,被當(dāng)?shù)毓賳T精心組織的圍觀民眾排成了“天子萬年”四個大字,只為點綴盛世,博得皇帝一笑。皇帝也對這些表演甘之如飴。
從某種意義上說,通過這種制造出來的圍觀盛況,使圍觀者和被圍觀者達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雙方都明知這不過是粉飾太平的表演,但誰也不會戳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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